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意义的生成
——以清代《史记》阐释为例
作者：王晓玲
【资料图】
1599年8月，利玛窦在南京给远在意大利的高思塔神父的信里这样描述对中国的印象，“中国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是一个聪慧的民族，喜爱文艺，不喜战争，富有天才。”利玛窦对中国印象的描述是在东西方文明冲突之前，是以他者身份对中国民族精神风貌的概况，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利玛窦对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概括或许并不精准，却也反映出这一镜像背后深邃、蕴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脉，也正是这一文化精神铸就了亚洲东部数千年的辉煌。在全球一体化有退转迹象的今天，如何从优秀传统文化寻找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为世界危机、为中国的发展，择一良方是一条有益的路线。从此意义上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的生成是中国式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环节。
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创性、超越性与时代意义
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历史，孕育了繁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些文化是古代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的产物，是中国先贤对宇宙、人世、社会、政制、生命的思考与认知，代表了东方农耕文明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们历久而弥新，就在于其原创性和超越性。以《史记》为例，司马迁以绍继《春秋》为自任，“略协古今之变”，“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志古之道，所以自镜”，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规模宏大、内容广博、贯通古今的百科全书性质的通史，是跨越文史，跨越千古的文化经典，也是这种原创性使之成为优秀传统文化，“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产物，但它有机融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之中，融入到中国人的思考模式中，成为其思想的内在逻辑，这也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不仅如此，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垂范万世的思想引导和准则，其关键还在于其超越性。《史记》历经一千多年的传承到清代达到经典化高峰，必有时代的机缘。
在与现实的对话和交流中，人们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得了情感与审美上的共情，理论上的支撑，方法论上的提升，这是优秀传统文化的超越性的体现。明清易祚，为了消尽汉人的骨气和廉耻，清廷以铁血手段武功戡定，并强行薙发易服。同时，为了争夺道统，控制文化的话语权，满清政权实行民族分离、民族压迫政策，使得汉族及汉族知识分子被排斥、被压抑。仕林萎靡，科场失意，仕途蹭蹬，民众精神不振，成为整个清代极普遍的现象。司马迁古今名著“大抵贤圣发愤”之论，将隐忍舒愤与著述链接起来，引起了清人强烈的共鸣。黄宗羲进一步将之阐释为“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顾炎武、王夫之、陈子龙、归庄、曾国藩、沈德潜、陈廷焯等学者对“发愤著书”理论进行了更为具体、深刻的发掘，这些论述也成为清代《史记》文学阐释的起点。清代是中国古代《史记》史学经典化和文学经典化的高峰时期，先后有三百多名学者对《史记》进行研究，产生了一百六十多篇论文，几十部专著，并对《史记》的史学意义、文学意义以及体例、版本等方面作出了突破与总结，达成了时代意义的转换。
从清代《史记》观之，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创性和超越性是其时代意义产生的先决条件，文化需求成就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无数历史证明，也正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脉与智慧的时代转换，在民族危难之中持危扶颠，在国家危机之中力挽狂澜，有一剂良方万木春之效。
优秀传统文化时代意义生成的文化策略
如果说时代语境是优秀传统文化诞生时代意义的客观环境，那么国家的文化策略则对优秀传统文化时代意义的生成起到了主动引导与发挥作用。文化是国家的根柢，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做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由此，国家的文化策略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关乎国家兴旺发达，国家对文化的掌控和引导涉及国家的安全稳定，决定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与速度。从中国历史来看，时代或者新的朝代只是历史“在这一阶段上逐渐转化、绵延”，其核心为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的生成。
清朝重视《史记》。据《乾隆帝实录》载，乾隆帝非常注重《史记》的研读。他对司马迁、《史记》评价很高，认为司马迁为千秋良史，还写有《读<史记>随笔》组诗十二首。除对《史记》及历史人物的评论、考证外，这十二首诗中还有对司马迁的“好奇”思索。清人对《史记》的重视和喜爱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他们在“通经汲古”“复古守正”的文化旗帜下，将《史记》置于史宗、文宗的地位，或训诂笺释、探本辨伪、厘定体例，或探迹幽赜、品评人物、耽迷文法，甚至书法绘画等艺术也莫不以之为圭臬。据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和史记研究家》统计，清人对《史记》的时代阐释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凡清代读书人几乎没有不涉及《史记》的研究，其数量之多、著述之丰，用汗牛充栋形容丝毫不夸张。
从《史记》在清廷主导下而达成时代意义的文化事像来看，文化策略与文化发展相得益彰，国家从传统中获得智力支撑，传统文化在国家引导下达成时代意义。究其源，中国文化传承数千年而不辍，其核心在于儒家道统的连绵不绝，在于秦汉以来的政治制度传统没有断绝，其间虽然有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有蒙元、满清的少数民族政权，但文脉不断。“垂道统，新治统”的“新”即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的新阐释，而这种新的时代意义则深受国家文化策略的影响。
学术发展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生成的影响
学术作为人类的生存实践的形而上思考，是对每个时代的学术与现实、个体与社会的理性思索，其中以对历代以来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考察研究内容，其核心便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记载与阐释。由于研究主体的心理基础、心理态度、生存环境、审美理想不同，便形成了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的中国学术风尚。不仅如此，这些研究都是建立在对以往或前代的学术的判断和批评的基础上，因而，每一时代的学术其实质是历史、现实和未来共同作用的结果，
学术发展决定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生成的深度和丰度。以清代学术为例，清初，朴学大师戴震认为学问分为三类：“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这种观点得到学林的认同，桐城派表述为“义理、考据和辞章”。文章学是清代各大家都认为的重要学术之一。文章之学经唐宋发展，到明代就兴盛起来，尤其《史记》作为历代公认经典之作，以其变化莫测的文法受到格外的重视。日本学者高津孝高津孝说：“（明人）所看重《史记》的，并非汇集既定事实的史书的意义，而是极力发现和阐释其作为文章范本、作为文学的意义。”入清以后，《史记》文章学的意义受到了更加尊崇的评价，钱谦益认为《史记》为继别之宗，张之洞则说：“古来词章，无论骈、散，凡雅词丽藻，大半皆出其中，文章之美，无待于言。” 《史记》清代时代意义的生成之一便是绵延清代近三百年的桐城派生成与发展。
桐城学人以《史记》为核心的“义法”说理论发明，促使清代对《史记》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也成为桐城古文理论的大纲。许多学者对《史记》都用力至深，如王又朴所言：“累年反复寻味，益得其要领，盖至今乃始确然，而有以深悉其意故也。”清人无论是《史记》研究的专书、还是辑选本、集评本，以及读法都建立在精慎地《史记》文本细读之上，“抽挹菁华，批导窾隙”，关注字法、句法、章法、结构、写人、叙事，是为了“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俾士之欲漱芳润而倾沥液者，滥翻胸次，而龙门之精神眉宇，亦郁勃翔舞于尺寸之际。”因而，重视文本阅读与感悟，精读、细读文本，辨析字法句法，分析章法结构，探讨写人叙事艺术，并以钩稽史公微言大义。
传统文化时代意义的生成固然深受时代与国家文化政策影响，但学术文化并非仅仅决定于权力的招引，而学术发展的内在趋势与规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统文化时代意义的生成深度与广度，决定了其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王晓玲）
